特稿 | 应“孕”而生

摘要: 地上放了一排代表排队位置的随身物品,水杯、纸巾、病历本,甚至1元纸币。朱莉的求孕之路也如同这队伍一般,漫长,且充满未知数。

09-17 19:26 首页 奔流杂志


应“孕”而生
昆明辅助生殖门诊的故事


文 | 蔡晓玲 

图 | 曲鸣飞


清晨7点,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的门诊走廊里,排队候诊的队伍比早点摊前的队伍还要长。朱莉每次来求诊,清晨5点就起床,但还是没能排到前面。

  

队伍越来越长,距离医生开诊还有一个小时。患者们站不住,只好在候诊椅上坐着。地上放了一排代表排队位置的随身物品,水杯、纸巾、病历本,甚至1元纸币。朱莉的求孕之路也如同这队伍一般,漫长,且充满未知数。


甘美医院注射室

打针

  

“每天都要打针,多的时候一天5针以上。”从开始进入周期到成功怀孕,李静打了近300次针。

  

李静怀孕17周了,腹中的孩子对她而言,实属来之不易。

  

2015年5月,结婚3年一直没能怀孕的李静和老公商量,决定到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甘美医院生殖遗传中心检查。本来以为多年未能怀孕或许是两人身体的问题,结果一系列检查结果出来,显示两个人身体都很正常。

  

医生开始进一步筛查,李静成为了着重检查的对象。从输卵管造影到宫腔镜,再到监测排卵,检查了三个月之后,“还是一切正常。”

  

半年后,李静有些着急,她向医生表达了希望做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试管婴儿)手术的想法,但医生却建议他们先做几次人工授精试试。婆婆心疼她,让她再试试自然怀孕,但她已经31岁了,觉得自己等不起。最终,符合“因不明原因不育的试管婴儿助孕指征”的李静还是坚持直接做试管婴儿手术。

  

李静没想到的是,接下来的准备之路,成为了她毕生难忘的历程。

  

云南省目前拥有人类辅助生殖资质的医院很多,而试管婴儿的就诊流程也几乎大同小异。夫妻双方需要体检,确认是否符合试管婴儿手术指征,然后才能手术。从女方的生理期第2-3天开始,患者就可以进入试管婴儿治疗周期。李静腹中的胎儿,是第二次试管婴儿手术的成果。

  

2016年7月,李静开始进入治疗周期。经过一段时间的降调后,医生开始给她开促排卵的针水,“每天都要打针,多的时候一天5针以上,当卵泡逐渐大时,每天都要抽血”,从开始进入周期到成功怀孕,李静打了近300次针,每当护士的酒精棉签触到臀部或是腹部时,她便会不由自主地一激灵。

  

朱莉比李静早两个月进入治疗周期,她曾经胎停育过一次,宫外孕保守治疗过一次,还患有甲减,但具体因为什么不孕,医生也说不清楚。医生给她开了18针降调针,针头很细,打在肚皮上有轻微的痛感。18天后,朱莉终于开始进行促排卵,肚皮针从降调期间的每天1针增加到2-3针。“打完针后,肚皮会有酸酸胀胀的感觉,但是一想到成功近在眼前,就觉得什么都能忍受了!”

  

因为针水实在太多,医院排队的人也多,医生会建议患者把针水带回家打,促排卵的第二天,朱莉的针就都是母亲或者老公帮忙打的。针打多了,肚子吃不消,或许是针水不好吸收,“有些地方会硬硬的,进针都要疼一阵子”,朱莉只能用热水袋敷肚子,减轻症状。


显微镜下的胚胎

成败


最煎熬的不是做那么多检查、打那么多针,而是我们抱有那么大的希望,最后却要面对现实……”

  

李静第一次取卵,医生只取出来4颗卵子,其余是空卵泡。或许是过于疼痛,或许是害怕努力白费,李静在手术台上哭出了声。

  

3天后,医院IVF(试管受精)实验室通知李静,她的4颗卵子成功配成3个胚胎,2个是一级,1个是二级。她在3天后移植了2个胚胎,14天后检测显示,她的移植手术失败了。

  

拿到检测结果后,李静平静地跟随母亲回了家,躲在房间里偷偷掉眼泪。

  

这是2016年的8月,正逢李静的老公工作调动,全家人都搬到曲靖生活,忙完买房子、装修房子的事情,李静又萌生了再试一次试管婴儿手术的想法。于是,今年5月,李静再次来到甘美医院生殖中心,再走了一遍流程。这一次,李静没有要求医生给她开全进口的针水,也不再紧张地查询针水的副作用了。

  

过程比第一次顺利很多,成功培养出了胚胎后,李静按流程进行了移植。6月,到医院检测移植结果,抽完血,她便拉着老公出去吃早餐,“我提前吃点东西垫垫,不管什么结果,才有力气承受。吃完早餐回医院等结果时,我一直掐着老公的手臂,检验科一叫我名字,我立马弹出去,却不敢伸手拿结果。轻轻瞟了一眼化验单,貌似是三位数,才伸手接过单子。”

  

HCG、孕酮、雌二醇状况都好,两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下。


实验室工作人员在工作

  

在云南,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1997年就通过了国家卫生部审批,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而甘美医院生殖遗传中心是2014年才开始筹建的,是云南目前最年轻的辅助生殖技术专业机构之一,但试管婴儿成功率却达到50%-60%。


与之几乎同时筹建的安琪儿妇产医院生殖中心,2016年试管婴儿的临床妊娠率,35岁以下患者为61.5%,40岁以下为57.6%,全部患者的累积临床妊娠率(一次取卵能成功临床妊娠的几率)为76.4%,40岁以下患者累积临床妊娠率高达88.5%。这样的数据因为样本原因,略高于云南的平均水平,但这意味着,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上,云南的医疗机构已经有一定水准了。

  

云南省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奠基人和创始人章晓梅同时坐诊昆医附二院和甘美医院;备受追捧的甘美生殖中心主任黄琴莉医生也已从业十多年。安琪儿妇产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倪仁敏是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原妇产科生殖中心副主任医师、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协会成员。这些医生一定程度上成为云南众多求孕者的最大希望。


实验室里的冷冻胚胎,需要两位工作人员一起才能打开

  

促排卵11天后,朱莉也进入取卵阶段。不走运的是,朱莉取了12颗卵子,成功培育7颗,却都只是五级,成功率只有5%。医生说“没有移植的必要”,求孕心切的朱莉决定一试,最终还是失败。

  

朱莉很沮丧。她和老公并不在昆明生活,为了能有个孩子,她甚至辞了职,准备手术后专心养胎。朱莉每天清晨5点半出门去医院,如果顺利的话,当天下午1点之前可以弄完所有的项目,否则午饭后还得再去,“一天就耗在医院了。”

  

和朱莉一样,张婕的第一次试管婴儿手术也没有成功。她30岁,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和子宫腺肌症。因为生理期疼痛,到医院检查才查出来,那时她才25岁,未婚;如今,张婕已经结婚4年,没能自然怀孕。老公和她相恋多年,并未在意她的生育问题,但她却迫切希望有个宝宝。

  

验孕那天,是农历除夕。她打算如果验孕成功,就待在昆明不回老家了。但现场检测发现,移植未成功。其实,在出发去医院之前,张婕在家里用验孕棒自测过,内容显示是白板,但她仍存留一丝希望,到医院结果被证实后,她坐在自己的车上,大哭了一场。

  

为了解决不孕问题,张婕从省一院到昆医附一院再到昆医附二院看了个遍,连中医都换了好几个,但没有效果。“最煎熬的不是做那么多检查、打那么多针,而是我们抱有那么大的希望,最后却要面对现实……”


黄琴莉为病人看诊

高龄


不少步入中年的女性希望再次怀孕,是为了再要一个孩子。即便要冒风险,她们也心甘情愿。

  

43岁的邓惠已经开始监测排卵,准备进行取卵手术了。她的儿子已经上了高中,但她一直有生二孩的念头。因为生育政策的原因,她不得已只生了一个孩子,“家里只有一家三口,感觉很冷清”,二孩政策放开之后,邓惠就想要再生一个孩子,但种种原因耽搁,直到现在才付诸行动。因为年龄不小了,她很难自然受孕,试管婴儿手术成了她唯一的路。“儿子考上大学后,如果还有一个孩子陪着我们,我们也不会觉得孤单。”

  

黄琴莉明显地感觉到,自从二孩政策放开后,她的患者里,高龄(35岁以上)的女性越来越多。“我们这里高龄女性占15%-20%,40多岁的人特别多,特别是想生二孩的,我一个下午能遇到好几个。”但在黄琴莉看来,国际惯例认为,女性45岁以上就建议不要再生育了,“因为畸形儿出生几率非常高,母亲也会非常危险”,黄琴莉说,遇到高龄的女性患者,如果已经有孩子的,他们一般会劝退,但大多数时候,医生的话并不起作用。

  

和邓惠一起为“二孩事业”奋斗的,还有42岁的李倩。她们在门诊门口相识,互相鼓励,走上了试管婴儿之路。李倩此前早已做过一次试管婴儿手术,没有成功,但她仍然希望再试一次。和邓惠一样,李倩也有一个十多岁的女儿。


倪仁敏在查看手术前设备  


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试管婴儿的成功率会越来越低,倪仁敏介绍,根据安琪儿医院的临床数据显示,小于40岁的患者,试管婴儿成功率是57.6%,而40岁以上的患者,成功率降到了19.3%。“不可否认,我们的患者年龄都偏高,到今年6月,我们的患者35岁以上的占67%、大于40岁的占35.2%,平均年龄在37.4岁,比去年整整大了一岁。”

  

倪仁敏也不提倡高龄妊娠,“欧盟的一些国家,有些会规定超过40岁或者45岁的女性不可以实施助孕,我国尚未有这些相关规定,但人的年龄越大,生殖风险越大,心脏、心肺没办法承受,还会出现子宫内膜供血不足,前置胎盘等问题,母亲会非常危险。”

  

但是,来自失独家庭的母亲,是黄琴莉和倪仁敏都无法拒绝的。“来自这种家庭的女性年龄都大,需要等待赠卵。这样的机会非常少。”倪仁敏说。


胚胎培养皿

多胎


面对希望做辅助生殖手术进行多胎生育的健康人士,医生们会坚决拒绝——以生双胞胎为目标的促排卵是不被允许的。

  

李静做第二次试管婴儿手术时移植了2个胚胎,但只成功了1个。而与她同期移植的一名“90后”女子成功怀上了双胞胎,李静很是羡慕。“本来想,如果成功移植两个,就可以一次性解决了,以后也不用考虑生二孩的问题。”

  

黄琴莉承认,试管婴儿手术出现双胎比率比较高,根据有关规定,35岁以下的患者最多只能移植2个胚胎,35岁以上患者才能移植3个以上胚胎。在手术过程中,也有很多患者表达希望生双胞胎的诉求,但作为医生,都希望母亲与胎儿能健康安全地完成妊娠过程。“多胎对母亲、对胎儿都不是最好的选择,双胎大多早产,母亲身体也会受影响,特别是疤痕子宫,我们一般移植单胎。怀孕双胎的,我们会劝其减胎,但很多人不愿意,我们也没办法。”

  

在劝阻患者怀孕多胎的工作上,倪仁敏同样深感艰难,“就像在跟病人做斗争,我们只能拿活生生的例子吓退他们,我们能看到的街上跑的双胞胎,都是好的,更多人是怀孕过程就会出各种问题,我们的目标是单胎、足月、健康。双胎是被医生视为并发症的。”但许多人胆子大,愿意冒险,而国家在这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医生们除了苦口婆心劝,没有其他办法。

  

而面对希望做辅助生殖手术进行多胎生育的健康人士,医生们会坚决拒绝——国家规定,进行试管婴儿手术的患者需要符合六大指征,以生双胞胎为目标的促排卵是不被允许的。

  

“80%的不孕症患者经过治疗就可以实现自然受孕,真正需要试管婴儿的人在5%左右。取卵打促排卵,会产生超生理反应,大量雌激素分泌,对人的身体会产生负担,容易发生血栓。”一向认可自然受孕的倪仁敏表示,即便真的患了不孕症,他们都是先对患者治疗,试管婴儿手术是最后的手段。 


门诊前安静等待的病人

不孕


在李静看来,许多人在不孕的问题上仍然无法科学认识和正确对待,还不如不讲,图个清静。

 

与希望生二孩、生双胞胎的人不同,患有不孕症的孕龄女性对生殖门诊是爱不起来的。

  

知道手术失败后,朱莉就回了娘家,老公也不管她。身上打针留下的疤都褪得差不多了,朱莉心里却结了疤。回想起求子的这几年,朱莉知道,痛苦的不只她自己,全家人的心都随着她的孕程起起落落。母亲甚至提出,建议她领养一个孩子。

  

李静检测出怀孕的那天,朱莉正式跟老公提了离婚。老公是独子,她为自己没有办法生孩子而内疚,而她的老公也并不理解她为此做的努力。“我给不了他想要的孩子,他给不了我理解和尊重,我不希望我们的婚姻要靠一个孩子来维系。”朱莉说,她没有办法背负着这个愧疚和老公过一辈子。但是,即便埋怨,老公最终还是没有同意她的离婚要求。

  

张婕的试管婴儿之路并没有让公公婆婆知道。她不希望家中的老人对此过多期待,最后失望,“他们只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收惊喜就好。”让张婕欣慰的是,老公对她很支持。他一直强调,所有的尝试都要建立在她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如果我想坚持,他会陪我,如果我想放弃了,他也会理解的”,但张婕知道,她的老公很喜欢孩子,她要努力怀上自己的孩子。

  

李静和母亲商量后决定,不将试管婴儿的事告知父亲,以免有些亲戚嚼舌根。“有些人不知内情,会说三道四,不讲比较好。”在李静看来,许多人在不孕的问题上仍然无法科学认识和正确对待,还不如不讲,图个清静。


门诊便利贴墙上贴满了“好孕”祝福

  

医院门诊室外面的走廊,大多数时候都很安静,但有时坐着坐着,便有女的哭着从门诊室里走出来,周围的人似乎都了然于心,却只能相视无言。有时,除了护士叫号的声音,还有患者因等待太无聊而聊起天来,只是话题单一。

  

“我已经要开始做第二次手术了,跟我一批的人都生了,现在我遇到的都是生面孔。”

  

“怎么还没到我?医生说我有积水,如果现在还没消的话我就做不了手术了。”

  

“我老公很理解我,还让我不要压力太大。”

  

“我没什么问题,是我老公有问题。”

  

……

  

李静不知道这些人的话里有多少是真实的。“很多患者会说,钱没什么问题,老公也理解。但是很明显,有些人是独自来看病的,老公都几乎不出现。”

  

亲眼见过做了8次都没成功的患者,还有从农村千里迢迢来求医的农妇,朱莉则有种“又同情又受鼓舞”的感觉。她调整心情,重拾信心,开始到外省的医院求诊;李静正在家中养胎,她剩余的胚胎还冷冻在医院胚胎库里,她甚至有了生二孩的想法。

  

一周前,张婕找到了倪仁敏的门诊。她打算转到安琪儿医院,继续尝试第二次试管婴儿手术。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部分受访患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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