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小迁徙

摘要: 春酒上桌了,我伐竹而归。春酒上桌了,我伐竹而归……

09-30 13:41 首页 奔流杂志


安宁:村庄搬迁之后


文 | 何惠子

图 | 陆   煜


现在,正是昆明房价最高的时候。

  

太平新区,距离昆明18公里,车程30分钟。它正在引领着安宁楼市风向,高楼在此蔓延,这里有砂之船奥特莱斯、新昆华医院,据说还要迎来世界第五大海洋公园。

  

太平的宏图伟业,以摧枯拉朽之势袭入村庄、山林——村民、搬迁,村庄、拆掉。

  

那里的村民,从泥土里长出的命运、习惯和生活正在被改变。60多岁的老倌,第一次见到整整15万元钱;数十米之隔的同事死了,余武第二天在一公里外的村里才听闻;任正达会在进门之前,脱下放羊时穿的雨鞋,摆在门口;他们的孩子,有人闲着,有人梦想着,活得随心所欲。

  

他们虽然没有离开山林、土地、猪圈和鱼塘,但是在强悍有力的事物面前,这一天总会到来。这是一种命途。在太平镇,或者在昆明,乃至在整个中国,有无数的村庄已经步入、正在步入或者将要步入这样的命途。


  


从三家村吃酒回来,雷平阳写了一首诗:

  

“登山及顶,有古松成片

  

清风吹动单衣

  

几座古墓的对联也写得贴心,不羡死生

  

我想坐上半天,看青草凌乱,看白云变形

  

但电话响个不停,一个声音在咆哮

 

 ‘快速下山,喝酒,吃肉,畅谈

  

多年不见的老友已经到齐!’

  

我斫一根竹子扛在肩头

  

下山路上,逢人便说:春酒上桌了

  

我伐竹而归。春酒上桌了,我伐竹而归……”

  

跟春酒一道上桌的,还有两头老挝香猪,在余雪家养了足足两年。5月5日,立夏当天,余雪邀请了众多好友在家中喝酒、吃肉、畅谈,和着日照、松风、荷塘和山花。

  

完美的一切,因为“村子要搬迁了”戛然而止。

  

村子搬迁传了两年多,直到今年6月15日,余雪的妹妹余欢准备结婚,发现户口被冻结——搬迁确定了。

  

7月21日,余雪一早从昆明城区驱车赶回册峨村委会。数百号三家村和学田村的村民坐在大会议室,听人讲得唾沫横飞:“你们多看几套房子,这一套被选走了,你还有几套备选。就像填志愿一样,多填几个。”

  

余雪的五婶李凤为“选楼梯房还是电梯房”纠结不已。五叔常年风湿,双腿行动不便。楼梯房一楼大概没有了,电梯房一楼不好住,楼层高又担心“万一电梯坏掉”。她还担心:“好楼层都被选掉了,到我们可能只剩下丑的了。”她家的选房顺序为60号,而号数总共才80来号。

  

到8月5日,可供选择的房子不多了。这一天,余雪的六婶王仙定下一套房子,三室一厅,119平米,4号房,据说是电梯楼最好的房型,“光照好,厨房也大”。王仙额外补了14万元——按照安置办法,常住户口以25平方米/人的标准安置,超过人均安置面积的,超出部分要自己出钱购买。

  

王仙的房子在13栋。所有楼房里,13栋和9栋似乎最不受欢迎。据说13栋不吉利,有“工人被电死”的传闻,又有“娘俩死在里头”的说法。9栋则是户型不够好,其它楼梯房都只有2个单元,只有9栋是3个单元。

  

即便如此,这两栋房子也被挑得差不多了。王仙选房前看到,一个30多岁、离过婚的女人,站在选房表格前大哭,“她单身,只能摆在第二轮。她担心选不到好房子了”。

  

8月6日,匆匆忙忙吃过午饭后,余雪一家赶到选房现场。现场熙熙攘攘,装修公司们争奇斗艳,你拎红包包,我拎绿包包,他拎黄包包,都守在门口。无事一身轻的村民也来凑热闹,看见年轻姑娘抬着广告牌,便调侃:“咯卖人?卖人我就买一个走了。”

  

虽然选择空间不大,但余雪一家依然很慎重,特地请来做房屋中介的表姐。表姐拿着指南针,确认朝向,还围着小区走了几圈,其中一栋正对大路,她摇摇头。

  

“风水不好。”

 


  

风水再好,也好不过自家的老房子。

  

册峨苑位于2009年新修的公路旁,白晃晃的房子齐刷刷地立在溪沟、山林和玉米地之间,余雪总觉得不匹配,“看着很奇怪”。

  

去往三叔家的路设着层层关卡,进入小区的车道被道闸拦住,小铁门得刷卡方能进出。坐在玻璃房里的门卫——他们多是本村村民——满眼警惕,例行公事地问:“你们是谁?去哪里?有什么事情?”

  

这让余雪很不习惯。“以前去三叔家,一抬脚的事情,哪里会问来问去的?”三叔余武是册峨组人,2016年6月,小组整体搬迁至册峨苑。据说这里将成为海洋公园,或者云南财经大学校区。

  

余武习惯坐在靠窗的地方,且身体总是朝着窗子的方向,眼神不住地往窗外看。玻璃窗前焊着的栅栏让他觉得很不舒服,邻里偶尔开玩笑说是“住集中营”。住宅不比老房子,老房子七八间,院子天大地大。这100多平方米的新房,即便只有他和老伴两人,都觉得挤。“走哪里,哪里都能碰得着,转个身都没地方。”

  

小女儿就住在楼上,每天中午、晚上下楼吃饭,而余武一年没上过5次楼。大女儿也住在同一小区,余武不经常去。与女儿们尚且如此,邻里乡亲更是慢慢疏远。

  

刚搬进来那会儿,大家彼此新奇又热烈地串门子,看看各家的位置和装修,但慢慢地就不串了。“都是白地板、白墙,整脏了,要拖地要收拾。你去别人家也不自在,还得换换衣服,换换鞋。”在小区里碰到了,就聊上几句。“以前在村子,想去哪家去哪家,没什么顾虑。”在地里也遇得着,往田埂上一坐,抽几根烟,吹几句牛。

  

村民们在册峨苑里拥挤又生分地相处着,“门一关,样事都认不得”。和余武一起守山的男人,今年6月的一个早晨,吃过早点后觉得不舒服,在送往医院的路上,心肌梗塞去世了。虽然同住册峨苑,余武却毫不知情,“第二天早上我到三家村,才听说这台事。”

  

丧事处理也越发简单。还在土葬时代,家属总要请人吹吹打打几天,才抬到山里入土。后来推行火葬,遗体在家里停个两三天,亲友邻舍陆陆续续来吊唁,那几天满村都是哀乐和哭声。住进小区后,人过世了,直接拉去火化场,来吊唁的亲戚朋友也不多,在农家乐摆上几桌,就完事了。“直到那个人火化了、埋了,你才知道。”

  

嫁娶喜事也冷清了很多。2015年11月,余武的小女儿结婚,用的是自家养的两头猪,再买点其它菜,请了位厨师,一桌办下来500元钱。远处的亲戚赶来吃一天的饭,想住就住,不住就回。剩饭剩菜,一家人热着吃吃。现在大多下馆子,“一来五六十桌,千把块一桌。两顿请不起,一顿吧,亲戚们都老远远地来,只吃一顿饭过意不去”。馆子周边也不好停车,慢慢地,余武能不去就不去了,附点礼金便作罢。

  

哪家买了新车,也不兴放炮仗了。小区内禁止鸣炮,只能去公路上,“放完炮仗后,还要自己扫干净,麻烦”。

  

小区清静又干净,将余武的生活简化为上楼和下楼。自从住进三楼,他都不轻易出门,“一出去,就要转够了才回来”。但好像又没有地方可去,一到傍晚,村民们就在册峨苑前的马路上走来走去。



  

每天傍晚,余武会回到册峨村,看他的田地和房子。老房子已成为一堆砖头和瓦砾——搬进册峨苑没几天,挖机开进村,推倒了房子。即使再怀念老房子,余武也明白:农民难当。

  

他家以前有十六七亩地,种了些辣椒和包谷,除了自家口粮,还可以用来养鸡、养猪。他养过7年的羊,缘由很奇特:“以前很胖,所以就想买几只羊子来锻炼身体,每天都要赶着羊出去走走。”2009年,他花5000多元买了5只羊,每天赶着羊上山下山到处跑。老有人问他:“你怎么才养四五只羊?”调侃得有点难听,他又买了几只。

  

养羊的人多,羊价上不去,每到收羊时节,他算了算,卖的话本钱都回不来,索性继续养着。再加上母羊下的小羊羔,羊群发展到了100多头。2016年5月搬进新房之前,他匆匆把羊给卖了,羊价低得没法,“最低就是430元,平均下来也就四五百元一只”。

  

“从农村搬到这里,只是不好住。但是正儿八经地说,还是往前走了一步。”买种苗、买肥料都需要花钱,遇上年成不好,种下去不一定能收上来;每天在田间地头、鸡窝猪圈里转来转去,总整不干净。每个人都一副灰头土脸的模样。现在,他们身上熨帖了不少,也不需要盘算收成如何,打点小工足够。余武在村子里守守山,老伴负责护理马路上的绿化带。顺便把以前摩托车换成了汽车,“现在家家都有车,有些一家就有好几台车”。

  

——村子搬迁,除了每人25平方米的安置面积,还有每亩103000元的“田地征用费”,流转性质的土地便每年给予1350元-1380元/亩的补贴。

  

8月初,一份张贴在三家村小卖部墙壁的告示显示,针对三家村整村搬迁,册峨村委会提前预支土地款30600000元,204名村民人均分配15万元。在购房前,这204人被预先分配了10万元/人。

  

对很多村民来说,这是一笔巨款。如此,便不难理解三家村村民从一开始都不想搬的心态,到后来签字异常积极的情况了。他们都在用脚投票,为自己选择了一种更好的生活。没签的,只有余雪家。

  

三家村有个老倌,妻子早年癌症过世,后来找了个寻甸的媳妇,膝下还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孙女,能分到3套房子。他的老房子评估了30多万元,加上每人15万元土地预支款,账上多了四五十万元供他随便花。他曾对余雪的父亲说:“我活到60多岁,还没有见过整整15万元钱。” 

  

余雪的父亲余兵并不那么乐观。余家分到了两套房子,老房子评估了32万元,加上土地预支款。仅以两老口一套住房来算,90平方米的新房,免费安置面积50平方米,另外40平方米以单价2000元的价格购买,需要8万元;装修至少也得花8万元,“基本上就不剩什么钱了”。

  

但是,他依然在8月6日下午选了一套房子。

  

余兵有半年时间在村里守山防火,剩下半年在家盘地;老伴儿则在恒大金碧天下做绿化。每天早上天不亮,两位老人就得起床,扫过露水、跨过田地,去掰玉米、摘辣椒、砍白菜,然后背到昆华苑、恒大金碧天下等小区门口卖菜。

  

前些年,家里还种了藕,每到11月,双手得插入冰冷的泥水里刨藕,卖出去也才1.5元/公斤。要靠盘地、种庄稼养活一家,越来越困难。


  

  

土地,永远是农夫的支撑。虽然对余武来说,这更倾向于精神上的支撑。

  

余武刚搬去册峨苑不久,余雪就发现,“每周末回家,都看见我三叔在村子里,每天都在,很晚才回去”。

  

余武兄弟7个,除了他是在册峨小组,其他都在三家村,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家可回”的人,可以在家里种菜、养鱼、喂猪。他在三家村的水塘里放了些鱼苗,等着它们慢慢长大,然后钓上来。他的猪也养在了三家村,用来喂猪的玉米在原先的田地里亭亭玉立。

  

住进住宅区的村民老想:生活不容易啊,样事都要花钱,这里凑点那里凑点,能省就省点。

  

余武老房子隔壁是个大鱼塘,主人趁着还荒着的这几年,丢进去一大堆鱼苗,在池塘沿岸做了20来个钓台,开辟出一个钓鱼场所。每到周末,人们从昆明、安宁、海口等地方赶来。这里钓鱼划算,70块钱一整天,钓多少都是自己的,厉害点的,一天能钓10多公斤。还有几个老倌不慎从钓台上落水,让人错觉钓到了大鱼。

  

光莨大村的放羊老倌儿任正达做得更绝。搬进册峨苑一年多,才住过两个晚上,“不好睡,睡不着”。他在光莨大村的自家鱼塘边搭了个小棚棚,养鱼、养羊、养毛驴、养鸡和鸭,还种了菜。

  

他过得闲云野鹤的,披着蓑衣,穿着水鞋,赶着羊群在附近的山头吃草。羊群很听话,不会到处乱跑。长得也快,养了一岁,小羊羔长到40多斤。羊养着养着就多起来,母羊们每年都要下几只小羊。现在羊价也不错,8月份他卖了11头羊,收入13000元。他还养了三头毛驴,也好卖,前不久卖了一头60公斤的,收入6300元。

  

任正达还种了些菜,辣椒、大葱、白菜什么都栽一点。他还种着玉米,用来喂养20多只鸡和鸭子。除此之外,还养了4条看门狗,以及五六只小鸟。这些鸟儿都是他自己从山上逮的。他一般中午、晚上随便煮点面条吃吃,晚饭回册峨苑吃,看看电视,就回到小棚棚。他觉得这样很自在。

  

他不太适应小区房。空间小、睡不着不说,关键是“养不了羊,喂不了鸡,种不了菜”。他是一个劳作惯了的人,“农民本来就是挖地,一脚一身的泥巴”,回家吃晚饭,还得把衣服、裤子整干净,进门前把水鞋换了,放在门口。他也不串门,在小区里见着熟人,就侃侃话。“他们都不盘地了,手里有点钱,都闲着了”。有人约着打牌,“就是一般玩玩,十几二十块钱一把”,他也不去。不过,他听说有人玩得大一点,“斗地主”“捞腌菜”,一把就输上千元。任正达觉得,11只羊辛辛苦苦养一年,因为几把牌打了水漂,不值当。

  

他就是闲不住,要干活。



  

但是,光莨大村是真的闲下来了。

  

破旧的沙发放置于红色铁门之外,玉米地里杂草长成人高,通向门口的小径枝条横生、绿苔滑腻。一栋废弃的房子里,荒草丛生,蛛网密布,木土房摇摇欲坠,一张六年级毕业合影被落下。在一面围墙倒塌的院子里,小黄狗对着鸡鸭狂吠,它的主人在离开之前没有忘记为铁门落锁。

  

在空落落的村庄里,“叮叮叮”的敲击声恍惚又突兀。

  

郭伟,高校教授建筑设计的老师,正带着学生和工人们改造房子。他们花了一个星期把牛棚改造成厨房,另一个尚未动工的牛棚未来会成为他的办公室。围墙和果园也要拆掉,一套从大理运来的古民居将被安放在此。

  

他们的乡土建筑被太平镇以项目的形式引进,给予免费使用院子5年的政策优惠。这很划算,“5年投入20万,每年也就是4万。想在昆明找个这样的地方,不可能”。

  

除了建筑,这个村子里还有音乐人和手工艺人。来的人也是天南地北,除了来自中国各地的,村里还能见到金发碧眼的瑞士姑娘,用生疏的汉语表达:“很喜欢这个村子。”

  

这些声响,还无法使这座死寂的村庄活过来。几位中年男子站在村子原先的集市旁低声闲谈,见到陌生人,便打住话题,以目光追踪他们而来,又目送他们走远,沉默,并且神情肃穆。

  

其中一位是陈民书,他是光莨大村村民小组组长。村子空了,他整日在此守房子。村里有好几栋100多年的老房子。他喜欢带着游人,穿过长满花椒和荨麻草的小径去探访,照壁上的毛主席语录渐渐模糊,但老房子里头遗留下的沙发保存甚好。

  

村子搞特色小镇,他参与过项目评选,“看有没有发展前景,能不能吸引到别人”。他觉得“东方风情”项目有意思,“有米线、饵块传统制作流程的展示,还有其它手工品”。他对前景充满信心。

  

地荒了,他不觉得可惜。搬迁之后,他没种菜了,作为组长,他要起带头作用。其他人偶尔也在盘地,但没有以前用心。年轻人更不跟田地打交道,他们大多在附近打工,当当保安,做做道路和小区的绿化。他们甚至可以撒手不干。

  

任正达的两个男孩都闲在家中,即便他的大儿子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余雪的妹妹余欢,还在昆华苑门口的蛋糕店工作。她娇憨地宣称:“我梦想做一个卖炸洋芋的。”


  

  

这群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人,对乡土的思念和情感随着土地、亲友、老房子等物质连接的断裂而淡薄。他们被泥土养成的习惯,会在对工业文明、城市生活的向往、迷惑和徘徊里逐渐消失。这不是一个斩钉截铁的过程。

  

“春酒上桌了,我伐竹而归。春酒上桌了,我伐竹而归……”将这首诗作为三家村的挽歌,一点儿也不为过。

  

“三家村是被城市化接纳的村庄,被善后和安置的,而我见到的很多村庄是被城市化抛弃的”。雷平阳曾踏入横断山脉,在楚雄大姚至大理的大山村庄里,只剩下了老人和小孩,树上的水果自己生长,自己腐烂。

  

工业文明对农耕文明的取代,是颠覆式的,也是鲸吞式的。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条命途。因而走得是否温情、是否体面、是否愉悦或者是否有更好的可能,似乎并不重要。

  

三家村、学田村、光莨大村、册峨村的村民们,对村子未来会以什么方式重生并不清楚,甚至毫不知情。对每个人25平方米的安置面积、每亩103000元的“田地征用费”只有接受。

  

这些,都不会影响村民在装修时争论“地板是贴实木还是强化”,也不会让倾轧而过的挖掘机停下步伐,更不会妨碍塔吊在树木间拔地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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